再婚生女后，前夫想克扣大儿子抚养费？上海法院：不许减！

任丽丽

律师

方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请，要求袁亮补付之前拖欠的抚养费1.8万元，并自2020年12月起每月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支付抚养费7000元。袁亮提出反诉，称2020年9月前已克服收入下降和再婚再育的压力，一直足额支付抚养费，但现在无力支付了，且孩子的实际需求并不要这么多，要求将孩子的抚养费自2020年9月起降低为每月3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袁亮应补付抚养费1.8万元，并根据袁亮创业受疫情影响、再婚再育和小浩的每月开支情况，将小浩的抚养费调整至每月5000元。 方晴、袁亮均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二人坚持一审的诉请。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袁亮应支付的抚养费标准是多少，以及一审法院将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每月抚养费7000元调整为5000元依据是否充分。对此，上海一中院认为： 首先，袁亮与方晴离婚时，不仅签署了在民政部门备案的《自愿离婚协议书》，还签署了双方私下的《离婚协议书》，在两份协议中，对于抚养费均约定为每月7000元，可见，双方对于抚养费的金额系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而且，从离婚后抚养费的实际支付情况看，虽有迟延支付之情形，但在一年多近两年的时间里，袁亮均能足额支付抚养费，可见当时约定的金额亦未超出袁亮的支付能力。因此，如不存在支付方经济状况明显恶化、劳动能力明显降低等特定情况，双方理应恪守离婚当时的约定。 其次，就袁亮提出降低抚养费的几点理由而言。关于再婚再育和小浩的实际生活需要的理由，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袁亮在签署离婚协议时，并未以是否再婚再育或小浩实际需要多少学习生活成本作为考量来计算抚养费金额；反而，在《离婚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抚养费每月7000元的同时，还承诺鼓励对方尽快找到真爱和幸福，明显再婚再育与否和当时承诺的抚养费金额之间没有关联。故现袁亮以该理由要求降低曾经约定的抚养费金额，缺乏依据。关于新冠疫情期间收入下降的问题，本案中，袁亮与方晴微信沟通过程中，确实提及新冠疫情对其收入造成一定影响，但纵观本案，袁亮除口头所称，并未提供起码之证据证明其当前经济状况相较于离婚当时已发生明显下降。故上述理由，亦无据可循，上海一中院难予采信。